在对不同年龄、不同气质和兴趣，以及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属于不同神经质类型的最具变化性的人格类型分析中，我发现动力中心冲突的内容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实质上是相似的(3)。我在神经分析领域的这些实践经验，已经通过对正常人及当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观察而得到证实。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反复发生的那些困扰，如果剔除掉它们通常具有的虚幻晦涩的性质，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代的文化背景下，同困扰正常人的问题相比，困扰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问题仅仅是在数量上存在不同而已。我们大多数人需要面临竞争问题，会恐惧失败，有情感上的孤独，对他人和对自己不信任，光这些问题就不单单会发生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

一般来说，某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去面对同样的问题，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些问题是由存在于该文化环境下的特殊生活条件所造成的。由于在其他文化中的推动力和冲突与我们的是不同的，因此所展现出的这些问题不能说是“人性”的共同问题。

因此在讲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官能症的人格时，不仅指那些神经官能症患者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同时还要说明这种基本共同点是由我们这个时代与文化中的各种困境所造成的。稍后，我会就我对社会学的认识，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困境造成了我们所说的神经冲突。

关于文化和神经质关系的前提假设的有效性，应该通过人类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的共同努力来验证。精神病学家不仅要研究神经官能症在特定文化下的表现，例如从形式的标准去研究神经官能症的发生率、严重性和不同的类型，还要从隐藏于其中的基本冲突来进行研究。人类学家应该从一种文化结构给个人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困境方面去研究同一种文化。所有这些基本冲突中的一个共同的外在表现方式，就是它们对表面观察持有相似的态度。这里的表面观察是指在不借助心理分析技术的情况下，对自己熟知的人，如自身、朋友、家庭成员或者同事进行观察。现在，我要对这种在日常生活中频频发生的观察做一个简要的剖析。

这些可以观察得到的态度可以粗略地分类如下：（1）给予和获得爱的态度；（2）自身评估的态度；（3）自我肯定的态度；（4）攻击性；（5）性欲。

减缓焦虑的第三种方式就是麻痹自己。在有意识的情况下，通过酒精和药物或许可以达到麻痹的作用。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尽管这些方式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联系。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因恐惧孤独而投身于社交活动中。不管这种恐惧是被明确意识到的，还是仅仅是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它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情形。另外一种麻痹焦虑的方式就是沉浸在工作中，这可以从工作所具有的强迫性以及节假日所产生的不安中表现出来。同样，这也可以通过对睡眠非规律性的需要表现出来，尽管过多的睡眠并不能更好地消除疲劳。最后，性行为会被认为是缓解压力的“安全阀”。长久以来，人们认为焦虑会引发强制性的手淫，但并没有意识到这对各种形式的性关系来说也是成立的。对于那些把性行为当作消除焦虑的主要手段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得到性满足，哪怕是片刻的满足，都会陷入烦躁与愤懑中。

逃避焦虑的第四种方式是最彻底的，那就是避免会引发焦虑的各种情形，包括想法、感受等。它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如害怕潜水或者登高的人会避免做这些事情，更准确地讲，人们可以自觉地意识到焦虑并下意识地避免。然而，他也可以在仅仅是模糊地意识到或者完全没有意识到焦虑的存在的情况下避免这些活动。例如，他可以在没有意识到焦虑的情况下在与焦虑有关的活动上拖延时间，迟迟不做决定，拖延不去看医生，不去写信；或者他可以“伪装”，主观地相信他十分关注的事情，如参加讨论会，向雇员发号施令，将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但这些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或者他“假装”不喜欢某些事情，并基于此而不去做。因此，一个即将参加聚会的女孩会因为害怕自己被忽视，而使自己相信她是不喜欢社交聚会的，并以此为借口避免参加这种聚会。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探究这些自动性逃避的行为会在什么地方发挥作用，我们就会接触到一种抑制状态。抑制状态就是缺乏一定的能力去想、去做、去感受一些事情，其作用就在于避免由此所引起的焦虑。这时，意识中不会存在任何焦虑，也没有能力凭借自觉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的状态。例如癔症性失明、癔症性失语，或者肢体麻痹症。性冷淡和阳痿就代表了这种抑制状态，尽管这些性抑制状态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在精神领域，抑制状态常表现为精力无法集中，不能形成或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法与他人正常交往，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现象。